刘健叹了口气。
他其实很想开口反驳。
但是问题在于，这汤昊说的可都是事实！
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前往曲阜祭祀孔圣，发现民生凋敝，百姓困苦，这是事实。
兵部尚书刘大夏于君前奏对，说出“天下已经民穷财尽”，这也是事实！
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先帝爷才会大受打击，一病不起，然后撒手人寰！
那汤昊现在说的这些，是不是事实呢？
同样也是事实！
朝廷没钱，皇帝没钱，国库没钱，百姓也没钱，那么钱粮去了什么地方？
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是腰缠万贯，哪个不是田地千亩？
有些事情，真不能被细想，越想就越让人绝望！
老首辅沉默了良久，随后竟是颤颤巍巍地跪倒在了地上。
“陛下，锐意革新，并非好事！”
“国朝自土木之祸后，艰难维持至今，已经殊为不易了！”
“一旦强行变法革除弊病，势必会引得朝堂动荡不安，天下为之不宁……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啊！”
没错，刘健是一个循吏，也是个安分的内阁首辅。
“循吏”是什么？
太史公司马迁在《自序》里说，循吏是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
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。
循吏尊重法治，讲究理性，遵守规矩；所谋在于长远，不追求当下的效果，不作浅薄的政治秀，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。
刘健就是个循吏。
他这辈子循规蹈矩，维持大明王朝的运转，确实很难了。
要知道，弘治皇帝这位被誉为“中兴之主”的先帝爷，大明王朝的弘治皇帝，并非诚如史书所写的那般圣贤英明。
弘治皇帝在弘治八年以后，渐渐迷上了斋醮，从此内库开销剧增，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。
所谓“斋醮”，指的是一种道家法事，分为禳灾祈福的清醮与超度亡灵的幽醮两大类。
弘治八年三月，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三十万两于内承运库备用！
弘治九年十月，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五十万两于内承运库！
弘治十三年五月，五府六部众臣上疏言“近者额外三次取入太仓官银应用共一百三十万两”！
弘治十四年二月，户部又奉旨将太仓银四十五万两送内承运库！
……
弘治十七年七月，帝又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于内承运库支用！
弘治皇帝自弘治八年开始，至弘治十七年间，累计纳入内库银子，按最保守的计算也有四百万两之多！
而这些钱，全部都被他用来“妆造武当山神像，各寺观修斋赏赐”之类毫无意义劳民伤财的事情！
除此以外，这位“这位中兴之主”还到处建寺盖庙，为了烧炼之用，更是经常命人购买速香、黄腊之类物品，动则数千斤，撒出去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。
现在，你这位新帝问我，为什么国库空虚，为什么“天下已经民穷财尽”？
不要问我，问你父皇去！
刘健这些年做这個内阁首辅，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却是有苦难言。
因为先帝爷对内阁生出了忌惮之心，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与刘大夏、马文升等六部尚书直接奏对，以此限制内阁权柄。
哪怕先帝爷临终之前，还不忘托孤于马文升，命马文升以“少师兼太子太师”之身统领六部，以此对抗权势日益增长的内阁。
为什么这个人，会是马文升，而不是他刘健这个内阁首辅呢？
因为内阁首辅刘健是个循吏，而吏部尚书马文升是个干吏！
所谓“干吏”，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，后来则逐渐与“能臣”联用。
干吏一般娴于吏道，善应棘手疑难问题，善于规避法令，善于改革前进，也就是经常所谓的“能臣”。
循吏只会在规矩里面办事，在礼法人情的束缚里面，照章办事！
但是马文升是个干吏，从不畏惧任何权贵，也不讲什么情面。
初任吏部尚书，马文升就对弘治皇帝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。
所谓传奉官，就是不经过正常途径，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，成化时最为盛行，说白了就是靠关系获得官职的幸臣。
孝宗初年统加裁革，但后来也加封赏，一次竟达八百人。
马文升说，减一官，朝廷省一官之费，于是在小皇帝即位之初，他按照孝宗遗旨，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。
而马文升考察官员时也从不讲情面，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，他也很严厉，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！
如果他刘健坐到马文升这个位置上面，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，也不敢这么做！
所以，马文升能得弘治皇帝的器重，临终托孤，而他刘健不能！
这就是循吏与干吏的区别！
现在刘健这个循吏，就是在提醒小皇帝，不要贸然变法，一朝不慎就会满盘皆输，本就日显倾颓的大明王朝将会更快衰败！
但汤昊听到这话，却是陡然发出了一阵大笑。
“哈哈哈……”
“元辅大人，您真是“目光长远”啊！”
“明明看到这大明王朝千疮百孔，却不想着去弥补，反而是想着如何遮掩！”
“您怎么就没有想过，这是在损耗大明王朝的国运，继续这样下去，大明还能延续多少年？”